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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言之,标举南北异风而推尊南(吴)音,实际彰显了吴中文人的文化自觉。 细按刘氏信中主张声辞相合,并推尚借径六朝,由此反对以唐音,论其实质,正是重吴音而黜秦音,重南而黜北。 因此,刘凤这才特别留意到汤显祖的俳体与传奇,又恰逢汤氏职任南太常博士,便慨然以复古乐相期许;并一一标举吴中擅音者,如祝允明、唐伯虎、文征明、王元美、李日华、郑若庸等,更道王世贞兄弟及吾乡宗伯皆在南都,不妨请来一起考音。 显然,刘凤如此积极慷慨自荐,希望南太常考音以吴人为主,正是有意以吴中之学新一代礼乐。 我们说,音声上的南北统系之争,实与政治上的史统之争密切相关。 成弘以来,一则朝廷礼乐失修,二则江南经济复苏,教坊正音渐次衰落,四方新声大起,江南浙音戏文发展尤劲。 也即,明中叶曲坛再一次出现了四方新声迭起、南北竞逐的局面;文人士夫也纷纷以礼乐自任,考音定律,各有所持。 尽管早在丘浚进《大学衍义补》时,即明确强调借径南音以复古乐;但当时朝野考音仍集中于北音,复古(乐)思潮也首先集中于北音。
明代中期文学的复古,自诗学转向曲学,后者并由北曲转向南曲,最终性灵思潮大炽,这一过程实与经学领域复古乐思潮(表现于文学领域中则为诸家对诗乐观念的重新阐释)的嬗变相表里,而隐寓了师道精神自高涨至消解的整个过程。 问题在于,第一次复古思潮首先在北方飙起,后来又渐次流播江南;前七子等人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,最终康海、王九思却由诗文折向北曲,稍晚嘉靖八子之一山东李开先更以曲自放,自北曲而南曲,自杂剧而传奇而小曲。 那么,在第一次复古思潮由北及南,由诗文及词曲渐次消解后,如何理解后七子复古思潮的重新飙起? 由此可见,隆万以来的文学图景较之今人所述远为复杂。
这一场论乐,以刘凤主导,汤氏回应而已;或许,议复古乐只是一位复古者迂腐且一厢情愿的异想,年青的汤氏力主性灵自然付之淡然,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刘汤论乐极少有人论及的缘故。 刘汤论乐,始终以刘凤为主导,汤显祖只是随手应复,不过其性情与志趣也约略可见。 第一封《答刘子威侍御论乐书》所涉有二: 一是论乐的生成,将之与文字的生成,及天地万物的化成相结合,"凡物气而生象,象而生画,画而生书,其激生乐。 精其本,明其末,故气有微,声有类,象有则,书成其文,有质有风有光有响"。
当此之时,刘凤已垂垂老矣,汤显祖方在壮年,刚刚步入仕途。 他的性命取向与文学取向,即在当时风气之中,更非当时风气所能牢笼。 如果说,刘凤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,汤显祖却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 不过,一如刘凤的复古极为复杂,实是深受"性灵"影响而试图以"会通"的思想来重证复古;汤显祖其人其志也远非性灵可以牢笼,而所谓新时代也并非单纯地指向"性灵大张"的晚明。 古乐如此渺茫,至精者方可考订器数,至神者方可会通天地变化,然而,器数易知,心耳难传,和(中)声终是难得。 刘凤再次否定了韩邦琦的考器数,而力图以诗乐论历代文体的嬗变,由此因俗证雅,由今求古。
因此,刘凤虽不废器数,却更求助于制作者的神解,能博采诸家,于渺微之间,察其变异,"酌其中而用之,神于千载,彼皆不足云也"。 简言之,刘汤往来论乐焦点有二:器数与人声,北音与南音,二者又都与"复古"或"从今"的取向有关。 对此,刘汤二人各有所持,又相互关联,从而直接反映了嘉靖以来,尤其是隆万之际,以江南为中心,南北会通风气下,文坛上种种的复杂变动——关于南与北、雅与俗、诗与曲、复古与性灵等等,更直接体现了一代士林精神的嬗变。 影片的画面非常精致,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,西贡的街道、码头、建筑物等地方都被拍摄得非常美丽。
这段文字自"气""象""画""书"论文字的生成,"其激生乐",进而道文字诵之,其气相激而生乐,即视音韵的生成乃天地自然化成;因此,反过来,诗乐相合从精其本开始,最终能化成天下,而成"有质有风有光有响"的世界。 由此推衍,自羲、唐、老、孔以下,无论诗、赋、史、文章、书法,甚至杂伎,上者莫不"行其自然,变霭横极",其余也各有短长。 其实这段话只是当时理学的常识,不算新见,与刘凤说"光象"也并无二致,不过在汤氏的描述下,光景摇曳,极见性灵罢了。 汤氏自陈弱冠时好楚词秦声,有意以此为径复三代之古乐,道是《虞书》所说"声依永","希微在兹";又道,律尺之事"今古绵渺",或者"礼失求之野,乐失求之戎","燕中有琵琶李",不妨"写其声,因以度诸丝,被于箫唱"。 汤氏这里,是将楚词与秦声并重,二者虽然在地域有南北之分,但皆属激越之词,显然可见前七子复古思潮的影响;因此,于曲仍以燕中为正,建议刘凤不妨自燕中琵琶入手来考求古音,写入箫声。 由此看来,相比较刘氏对当时尚北音说的强烈质疑,反倒是汤氏,还依违当时复古诸子因俗(胡)证雅的议论,以为礼失而求之野,乐失而求之戎,仍可以从燕地北音,甚至西域音声,来追蹑旧时宫调,以雅化南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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